孟母这为女性之所以能够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占了那位被神化了儿子的光，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有点出息，在孟先生还是孩童阶段，跟随母亲搬家三次，原因是邻居们的成分不好，怕影响孩子的茁壮成长。作为母亲，这个行为无可厚非，毕竟天底下没有那个母亲希望孩子不成才的。关于这位“圣母”在孟子其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被提及，就这一件事已经让其流芳万事。孟母用她的行为告诉天下所有的母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怎么做都不过分。

      岳母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母亲榜样也是因为他的儿子，那个被认为是武将、忠良楷模的岳飞。这位母亲更是伟大，和孟母相比更是伟大，除了孤苦伶仃将儿子带大、让其学文习武之外，怕儿子忘记君王、国家及其“残忍”的在儿子背上刺青-----精忠报国。岳母也用他的行为告诉天下所有的母亲：不但要想尽办法让孩子成才，还要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所以历代统治者实在找不出不标榜岳母的理由，于是岳母也就顺利的名垂青史。

      这两位母亲的行为合在一起可以看出中国对孩子的教育倾向：想尽办法创造条件让孩子成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忠于君王服务国家。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不管是昏庸还是英明。即便是全家抄斩、无论忠良与否都不能有怨言，还得说“皇上圣明，罪臣该死、伏望降罪”。

      然而还有一位人母，和这两位“圣母”比起来更深明大义，也更有人情味。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位女性就是那位纸上谈兵、大言不惭、只会以无知谋杀自己军队的屠夫将领的母亲---赵括他妈。赵括和他爹赵奢谈论兵法总是将其驳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是，赵奢就是不同意赵括的观点。赵括她妈问缘故，赵奢便说：战争，便意味着死亡，必须仔细权衡，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开战，而且必须经过仔细的计算，向赵括这种满口大话，认为战争是非常轻松的事，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他当军事统帅赵国必定全军覆没。

      赵奢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将领，盖战争只论输赢，是以生命为代价的竞争，其残酷可想而知。自古哀兵必胜、骄兵必败，以为自己全是优势、对方必败的心态绝对是一种无知的思想。

      以前很难明白为什么赵奢精通兵法、经验丰富为什每次都败于赵括，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才慢慢明白原因：是赵括无知，用象牙塔里面的思维来衡量赵奢的看法，用理想中的情况来和赵奢的实战经验来理论，如通昏庸的皇帝驳斥他的大臣，发生灾难时吃不到面饼，为什么不给吃肉饼。赵奢如何除了张口结舌还能说些什么？以教条代替实际，赵奢纵使浑身是口焉能说清。

      看看这位女性和昏君赵丹的对话就知道她的伟大。

终于，因为赵丹的昏庸中了秦国宰相范雎的计谋换掉老将廉颇而起用赵括，即使贤相蔺相如力谏劝阻也难以奏效。在赵括出发前，赵括他妈致信于赵王丹，说赵括绝不是统帅之才。赵丹于是召见这位女性问其原因。赵括他妈于是说：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乡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称，妾请无随坐。”赵王许之。

        这段对话实在是精妙，在赵丹面前不直接说赵括多么无能，而是那赵括和孩子他爹作比较，语言艺术实在高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会有选择。但是赵丹竟然说：你不要说了，我已决定。好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反复无常”的国君，这种有“道德”的昏君在历史上还真不少。赵括他妈见没作用只能处理后事：如果他不能称职，那就请不要让家属连坐。赵丹答应。

      千方百计阻止儿子挂帅，可以免愚昧的儿子死于战场、可以使国家不至于因为选错人而战败，多么伟大的母爱啊。不但能预料到结果、敢于向国君谏言劝阻自己儿子已经到手的权利、而且能够就不良后果进行提前处理，使自己的家庭不被无知的儿子拖累，又是多么的不简单。但凭这一点已使多少须眉汗颜。假使赵母生于当今，绝对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

      象赵括这种求田问舍、贪财如命、无知无畏的庸才把军队交给他带领，不亚于把成千上万条生命赶上屠场去任别人屠杀，而真正的屠夫就是赵括。

      为了选择好环境的孟母、要求精忠报国的岳母都被历代统治统治者大肆宣传，而深明大义、具有强烈母爱的赵母却觉经常被有意无意的遗忘，难道赵母不爱自己的孩子，难道赵母没有社会责任感，何也？

      在一月一日之前，华为、中国银行、奇声科技、LG、沃尔玛等大型企业迅速采取措施应对这部新法，尤其是华为的应对在业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被称之为“辞职门”事件。当时，有多少人是在反对华为等企业的做法，以为华为等是在规避新法带来的“不利”因素，逃避企业承担的责任。

      当华为以数十亿元人民币为代价进行工龄清零的时候，他们是众矢之的，饱遭非议。事实上，是华为们在挽救着这部劳动法，是他们的行为将这部脱离实际的新法在向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推进。

      当这部以法国劳动法为蓝本的新法出台时，我们看到是那些管理比较正规的企业在进行积极的应对，他们感到紧张。而那些管理很差的的公司却安之若素，毫无紧张之意。这样的法律究竟还有多大的正确性和指导性。如果一部法律让安分守法的人感到恐惧和紧张，而那些不法分子却毫不在意，难道这部法律还是符合实际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法律是基于两个前提而制定：

      一 人性本恶论；

      二 它是一条底线性规定，确保绝大多数人、组织在这条底线上能够活动。尤其是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和组织。

      新的劳动法，无疑也是按照这两个前提在制定。问题是当这些规避的企业无论在员工福利还是社会责任上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们紧张、恐惧。问题症结在那里？在于这部法律的一些关键条款违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机制，对企业的运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很多条款上是在违背实际情况、严重脱离实际的，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条款。当这些关键题条款出现问题时，这部法律还能称之为一部成功的法律吗？

      不难想象，如果盲目的执行这部新法，企业如何对不胜任人员实行末位淘汰，如何为年轻有为的人员提供可以发展的空间，如何保持企业的血液永处新鲜状态，又如何能建立一个“能者上、庸者下”的人员任用机制，而且企业的成本会滚雪球办的增大…….,最后的结果将是这些企业变成名副其实的养老院，企业的竞争优势将损失殆尽。

      任何企业的组建都是以永续经营为假设前提的，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进入某一工龄段的的人员必然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拿“铁饭碗”的人越来越多，当拿铁饭碗碗的人员数量达到一定比列的时候，意味着又将回到以前国企经营的状态。回到这种状态，首先毁掉的必然是这部份企业。如果盲目的执行这部新法，不进行规避，这部分企业将会毁在这部新劳动法手里，而这些企业往往是非常有知名度且管理比较科学的公司。

      在脱离实际情况下主观上对弱势一方的过度保护必然会在客观上反而会促使强势一方逃避责任。在现实当中最渴望得到那份无固定期限合同为这部法律叫好的绝大多数是那些能力平庸、具有一丁点“地位”的员工，而那些能力出众者却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渴望。这不能不说明一个问题，这部新法律中的一些关键条款到底保护了谁的利益，到底要将企业指引到那个方向？

      从主观上来讲，华为用十数亿员人民币为代价买回了一个本应属于自己的机制，本应属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机制。如果当时新劳动法里面有征求意见中的十四条，华为绝对不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来做出从001工号开始的全员清零行为。感谢华为，感谢那些为了当初对新法进行规避的公司，是你们认真的解读了这部新法，是你们客观上维护了这部新法的尊严，是你们让这部新法朝着正常的轨道发展，是你们让那些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胡乱制定政策的人明白最无知就是他们，是你们让那些在企业里为这部新法盲目叫好的人明白他们的目光短浅、尸位素餐。

      十四条征求意见在新法实施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笼，速度之快为世界之罕见。政策的制定者们当初究竟在做什么？使这部新法失去尊严，无视法律尊严的人正是你们！为什么当初不和实际结合来制定这部法律，非等到管理正规的那些大公司付出惨重代价规避、数以万计的中小公司关闭，失业率再创新高，非等到双输局面形成的时候再来调整？

      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如果不能和实际结合起来，出台的政策必将自取其辱，祸国殃民。政策法规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的吹牛皮，更不是一些无知政治臆想狂主观臆断自以为是在作分析、然后拿出的笑掉大牙般的建议！

      期望更多结合实际的征求意见出现！

      期望这部新法经过调整后能够更好的造福于社会！

      要让一个人振作，有两种方法：仇恨和爱。但是要让一个人真正舍生忘死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信仰。因为信仰，可以一步一拜至千里之外；因为信仰，可以站在桥下让洪水淹没，至死不渝，虽然没有等到他的心上人；因为信仰，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引火自焚；因为信仰，可以面对铡刀宁死不屈。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人最高的需求就是精神信仰。信仰本就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目标，而不仅仅只是宗教上的“信仰”。满头白发的德鲁克显然真正理解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真正内涵，不愧是大师。他说的信仰绝不单单是指让员工有宗教信仰，更深刻的含义应该是让员工将工作、事业看做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让员工只工作而不要薪水的理想实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无论那种宗教、信仰，真正的殉道者有几人？理想和现实总是差距悬殊，所以500强的CEO们笑了。

      然而，德鲁克毕竟提供了一条最佳途径，虽然难都很大。

     看了一半，就开始觉得以前未仔细阅读实在是个失误。里面竟然隐含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自己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原文如下：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大意是：有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像伯夷、叔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们如此的仁德，高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偿怎么是这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把人心肝当肉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不是天道呢？

      这样的社会现象不仅像自己这样的凡夫俗子想不明白，连太史公这样所谓已到“通神”地步的人也没想明白呀，而且比自己更愤慨。虽然太史公在后面引用《论语》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感觉好像比较牵强，难以服众！究竟该怎么理解这种社会现象呢？

      太史公疑惑的实际就是“善恶报应”的观点，这个观点到底是对还是是错拟或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不仅仅司马迁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疑的。然而，还有一句话名叫做“天将厚其福而报之”。意思时说如果一个人通过心机大肆攫取利益，为自己的心机得意，上苍还会给他再加一点，因为每多加一点以后，福报的总量便会被多消耗一份，哪么报应将会来的更快一些。 

      如果要保持长久的福分，只有不断的做善事这一条路可走，唯有此，福气才不会被用光。难怪刘备给刘禅的遗言是：莫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小善终无恶报，积小恶终成大恶。可惜阿斗并未明白这层道理，亲小人而远贤臣，横征暴敛，终将刘备、孔明所积之福消耗殆尽，自己沦为阶下囚，客死他乡。所以佛家人常常教人要珍惜福分，珍惜自己的福分，不要享受的太过了。

      哈哈哈，二师父我终于明白了你说的那些话的涵义了！

     《易经系传》里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甲午海战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感受到极大的挫折，其政治生涯也开始走下坡路，昔年的雄心壮志也开始日渐消退，变得越来越维持现状。“自强”的务实上进的精神变成“以夷制夷”的妥协外交态度。就像其在酒席间所言：如今形式是苟延之局，何必认真。这是李鸿章的无奈之举、无奈之言。然而，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一个有着深厚文明的的民族，同样有着沉重包袱的民族，很多事情不认真是不行的。不满苟延之局的呼声逐渐蔓延开来，自此之后的几年间终于酿成两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即---维新运动（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义和团运动（自下而上来自下层的民众）

      维新运动的的序幕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而公车上书则是甲午战败的直接结果。这一年三月，1千3百余名举人要求清政府拒绝鉴定中日不平等条约，并提出一系列书生之见的重振国力的方案，但是这次上书并没有交到皇帝手中。即便交到，也不会起任何作用，从流传下来的资料看他们的建议根本就是纸上谈兵，完全理想化的东西。

      此后的几年喧嚣不已，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但是由于自身见识的短缺和外部压力，往往旋生即灭。在当时，尽管人人都在嚷嚷要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究竟该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却各执一词，有人说只要中国男人戒掉大烟、妇女不缠足便可自强。有人说，只要坚持传统之学便可强国。更有甚者，提出希望把年轻人仇视一切外来事物，不学习西方文化，便可把国家带入自强的程度。于是各种思潮竞相辩论，结果在这场世纪大辩论中，维新派占了上风。

         这场辩论，维新派提出了更彻底的西方式改革，不仅在生产技术、军事、商业等方面，在最根本的制度---政治制度方面，也要向西方学习，例如立宪、设立议院等，这就等于要把一个封建主义国家彻底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结果，维新派取得了光绪帝的支持。1898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开始变法，维新变法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不幸的是，维新派的胜利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民众只是知道国家要有新政了，光绪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圣旨根本就无人执行，出不了紫禁城那厚厚的城强。更悲惨的是连皇帝自己也被软禁，他的戊戌六君子7天后被斩杀于菜市口，维新变法遂被扑灭。暴力政治能够扑灭革新运动，却不可能扑灭导致导致新运动的社会危机本身，只会加重社会危机。

       维新运动的失败，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角度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然而运动的焦点---围绕着国家权利的政治斗争以及为这场斗争服务的，带着明显政治性的学术论战。当他们通过办报和学会这些舆论工具来传达思想、实现愿望时才发现，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的多，换而言之，就是社会环境还没有优化到让其思想顺利发挥影响的程度。这种焦虑和矛盾使得维新派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寄托于自上而下的变革，寄托于铤而走险的宫廷政变。但是，他们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过低的估计了保守派的势力，所以失败就在情由之中。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变法领袖自身的局限。从流传下来的资料来看，变法的两个重要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根本不具备改革家的素质。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的数十奏折中，绝大部分不是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而是圣人的礼教思想。尤其是康有为的科学知识和对先进体制的了解简直少得可怜。他把了解的仅有的一些皮毛自然科学知识直接套用到道德领域和社会科学当中，其骨子里仍是传统的那一套思维方式和逻辑，只是外表蒙了一层科学知识的皮罢了。比起早先100年前的学者对科学本质的了解都不及。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科学知识仅仅作为政治家的知识储备倒也绰绰有余，然而他却将这些知识来证明自己政治观点，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自我神化的神秘主义倾向根本就造不成一位成功的实干型政治改革家，更造就不了一个科学思维的大脑。

       另一位变法领袖---谭嗣同更是让人不可思议，仅从其书斋的命名就可见一斑，名曰“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这可能是中国文人里面最别具一格的书斋名称了吧，简直就像一句咒语！在他的著作中，常识性的错误层出不穷，例如：声比光的速度慢是因为声重而光轻；最惊人的结论就是把近代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如以太、电，力比拟为传统文化中的“仁”。这种直观式外推思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谭嗣同用代数方程式来证明哲学道理。他假设“甲=生、乙=灭、乘=不，不×甲=不×乙....”在经过这样复杂的运算之后，证明了“不生与不灭平等，则生与灭平等，生灭与不生不灭也平等。显然，他把数学逻辑同语言结构逻辑混为一谈。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这样的人如何能承担政治改革的重任？这种不务实的态度直接导致他们在发动政变时选错了对象，最后被出卖！古今中外，凡发起改革之人无不是意志坚定、头脑冷静、学识超群之人，缺其一条都不会成功。商鞅、汉武帝、王莽、王安石、彼得大帝、俾斯麦、罗斯福等等无不是这样的人，即便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仍然有会存在很大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失败。改革如同创新，在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创新的成功几率只有5%。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仍然值得敬佩，至少还留下了“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豪气冲天的诗句。

      中国历史上，唐朝绝对是一个让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荣的朝代，安史之乱，虽有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名臣挽狂澜于即起，撑大厦于将倾，但不得不承认此为盛唐的一个转折点，自唐明皇之后的几位皇帝都未恢复唐朝的国威。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终于结束了。和以往发生的一样，在一个大一统的朝代结束之后，伴随而来的是连绵不断的战祸，混乱不堪的政局。唐朝以后五代十国战祸连绵，持续53年。和世界历史上一样，这时候往往需要一位伟大的君主（强人）来收拾乱局，于是一位军官发动政变，唆使部下将一件黄袍穿在自己身上，将孤儿寡母的江山揽入自己怀中，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宋朝。

      这位军人文武全才，取的天下以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用一种在封建社会最完善的制度来控制全国经济，以解决开发资源和消除贫困问题，于是国力大增。随着社会的发展，业已实行制度和社会越来越脱节，社会危机也越来越重，加之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起，对宋朝的威胁越来越大。到了宋神宗时期，已经是危机重重，“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为了维系宋朝的江山，宋神宗决计改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位眼睛高度近视的官员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这位和许多使中国历史增辉的人物一样，平凡的外表和平凡的性格（据说此人眼睛近视到吃饭只能看清楚面前的一盘菜），但是却具有超凡的人格。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提升为宰相，开始推行改革，并进行变法。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实际是社会主义最早雏形，几乎是以一种社会主义方法。王安石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政府必须为百姓的福利负责；而且商业、工业、农业必须要有国家来控制，免得工农阶级受到富豪的压迫。这些观点无不在其具体的改革方案中得到体现，还是看看王安石变法的具体能容吧，更能体现出变法极具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免役法----在封建社会，凡是政府需要人的时候可以随时征召，即使在农忙时候也一样。王安石把这项差役改为雇佣制，即政府给予相当的补偿，而且必须是在农闲的时候征召（现在每年的征兵是在冬季，可以说是农闲）。第二、农田水利法----复兴水利，防止水灾。（这个更不用解释，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实施青苗法----以低利息贷款给农民，惠及农业生产（现在的农民小额贷款）。第四、方田均税法----平均赋税，对于失业的农民免费给予种子及其他援助，唯一的条件就是等有了生产再偿还。（现在政府出台的许多关于下岗再就业办法和这一条是非常的相似）第五、均输法----调节物资，派专人在全国各地调整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典型社会主义形式的宏观调控）第六、市易法----官营贸易，各地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部分储藏起来以备将来之需，部分转运到各地。（计划经济的又一体现）第七、设置三司条例司----建立预算制度，成立“预算委员会”，提出预算，这些预算与行政配合。发放养老金给孤苦伶仃的老人，发放救济金给失业和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好像现在正在实施哦，民政局承担着很大一部分责任）第八、立明法----以律令刑统大义，以法治取代传统人治（这个难度的确很大，现在都如同虚设，更何况在宋朝）

      王安石的新法在运行了16年后在宋哲宗元佑元年即公元1086年真是被废除，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终于失败了，王安石不久也郁然病逝。为了国家及民族的繁荣昌盛，人类历史上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政治家无不进行变法改革，秦孝公、亚历山大帝、俾斯麦、唐太宗、明治天皇包括王安石、甚至崇祯帝、光绪和他的戊戌变法。他们经历着辉煌与是失败，既有名垂青史的帝王能臣、也有悲剧般的英雄。王安石同他们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

      不管什么原因，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但是我们又必须通过历史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上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纳为三点：一、它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变法，是维护封建王朝的改革，所以失败是必然的（想起这一条，有点想笑）。二、用人不当。第三、地主、富豪阶级的强大，显然，以上三点并不能真正的总结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通过手头一些资料，试图对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进行还原，重新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以借鉴。

      一、理想化色彩太过浓厚，未能注意到实际的问题。在王安石的变法条款里面，虽然大部分的税收是从富豪那里征收，但是随着国家福利的实施，财政支出必然加大，为了应付逐渐加大的财政支出，税负必然加重，对各个行业不得不课以重税。这样的结局只能是包括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甚至农民都加入到富豪阵线反对新法。（人总是这样，希望国家、单位给他们做事，而不问自己给国家、单位做了多少）

      二、大环境的恶化。当腐化遍及整个官僚政治中时，和许多国家许多朝代一样，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不是私底下的掠夺就是公开贪污的困境。他又如何能找到忠实推行自己政策的人呢？

      三、经济政策的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在王安石时代，有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不再其之下---司马光、欧阳修。他们极力的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从他们著作中不难看出观点：这两位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腐化性和无能倾向，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从人类的天性，实施放任放任政策，任由人民发挥自然的经济动力去从事生产劳动。而实施国有贸易，是行不通的，会打击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点象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而且这两位同样具有王安石般传统大儒的“文死谏、武死战”的品德，虽然在人格、学问上对王安石也是大加赞叹，但在改革这一原则问题上从没有低头认输过。想想这群人的能量吧：司马光、欧阳修、苏轼兄弟、范存仁（范仲淹之子）等等。

      四、地主、富豪因为遭到重税和国有贸易的双重大击，宁愿消耗他们的财产来抵制王安石的政策，分化瓦解支持变法的力量，是的新法实行加重不良的后果。

      五、用人不当。这一点自己完全赞同，不可否认，王安石用了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这些不学无术、希望通过变法换的自己的飞黄腾达、实现青云直上的目的。从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人员构成来看，王安石的用人值得商榷。而且通过一些历史记载，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能否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

      终于在一串水灾旱灾在天而降时，王安石被免职，那套“富国强兵”的政策也被废除，自己也忧郁而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即使他的许许多多的反对者也不否认这一点：一本真诚的关心国事，毫无顾忌的致力于人民的福利，甚至无暇照顾自己，以超人的勇气和他们相抗衡。同样不能否认的事，在王安石执政的16年里，北宋的国力还是大大的增强，出兵收复了被吐蕃国占领了200年的领土。

      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人类的第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就这样失败了，但是王安石留一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让后世的人很想探究大约1000年以前发生的哪精彩一幕，就像他的那首《桂枝香》，回味无穷。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关于牛顿对人类的贡献，曾经有人模仿圣经来形容。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诞生了牛顿。其后又有人在描述爱因斯坦的功绩时又加上了一句话，上帝说要有原子能，于是便诞生了爱因斯坦。科学从牛顿时代开始逐渐被重视起来，经过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以后，更是一日千里的发展，然而人类在享受科学带来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开始谈论文明危机。

      从精神角度来讲，最近二百年无疑是世俗化、物质化的二百年。物质的极大丰富，人性的极大解放同时伴随着精神信仰被逐步抛弃。不可否认，西方文明的制度和价值，同他们的宗教有太深的联系，虽然西方物质文明远超过我们，但是大多数人恐怕还是认为，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西方文明就不是西方文明了。对于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态度中国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表现：西方人通常是“唯心”的外衣下掩藏着一颗“唯物”的心；中国“唯物”的外衣下掩藏着一种唯心的态度。　作为世界上科学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在我们看来，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须被彻底清除干净，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社会主义。（最后发现共产主义好多设想没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实现，却在资本本主义大行其道）

      中华文明最近一百年也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也有相似的精神层面。在美国95％的人有宗教信仰和科学发达之间，也许存在一些我们以往不了解的东西。自己不是基督徒，也不想出于某种目的对特定的宗教信仰进行褒扬，只想抱着我们对人类精神遗产和各民族各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基本态度来看待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问题。

      在西方科学发展史上，从中世纪开始，大多数科学巨人是教堂里的神职人员或者有宗教信仰背景。在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科学、数学和天文学的遗产在伊斯兰世界得到传承和丰富。13世纪，这种科学遗产重新返回西欧，而担任这一返回任务的都是基督教的修士和神学家。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大多数研究科学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都接受过神学训练，虽然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教会控制的。

      科学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开拓者和新学科的奠基者都是宗教人士，并且总是使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信仰相一致。日心说天文学三巨人，哥白尼、开普勒，牛顿，都把他们的宇宙观看作他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站在我们现在的背景下，很多人认为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没有继续他的科学研究是因为受到时代限制-----不能提供相关学科及科研仪器的系统支持，所以促使牛顿走上了神学道路。他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的理论。他说“上帝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牛顿笔下的“上帝”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上帝吗，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人吗？也许只是一个代号，来代表另外一种东西，一个直到现在人类也没有正确解释的东西。

      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可以通过许多先进的仪器进一步观察宇宙，但是牛顿的第一“神力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类性质问题研究上目前也许最重要的人物便是斯蒂芬·霍金。霍金当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就是他的黑洞理论，而且主要是建立在相对论的基础上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始于一个奇点。虽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是站在多维空间的角度上来考虑宇宙，并非像牛顿那样站在两维角度来思考，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跳出牛顿的结论。唯一的区别就是：牛顿认为是“上帝”推动了宇宙，而霍金却认为是“奇点”创造了宇宙；一个是人，一个是物质。但就实质而言，两个人并没有区别，只是将宇宙起源换了一个称呼。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霍金在发表黑洞理论后，得到教皇的祈福。如果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的话，怎么可能得到教皇的祈福？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呢？可能原因只有一个，牛顿和霍金的理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教廷就自然而然的把这个奇点解释成上帝创造世界的一刹那；如果不是从一个奇点开始的，那么基督教的创世纪就很有问题了，出现了上帝造世的非唯一性。（其实，霍金的黑洞理论就有这个弊病，他是在证明万物归宗，个人看法）

      人类目前对于科学的认识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但是将所有科学的伟大成（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甚至生物学包括克隆技术）就统统加在一起，那也不能向我们显示我们生命的意义及整个宇宙的意义。从生物学的角度，无论给予人类怎样清晰明确的科学解释，人们仍然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神秘感、对生命意义的困惑，对人性道德的无穷追问（我们现在遵循的所谓的道德到底是错还是对）。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属性，给宗教留出了空间。这是宗教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发展以后，仍然能够长期持续存在的原因。不是教士的宣讲使得人们追随宗教，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特殊需求，冰冷的科学理性并不能取代这些宗教信仰。

      在科学与宗教两个领域，在历史上和今天，都不乏一些极端观点，试图以某种方式，一劳永逸地铲除对方。不乏借助政治与权力，暂时地达到目标。可是，我们看到历史不断在重复着这样的过程，每当被借用的高压消除，一切就恢复原貌，科学与宗教共存依旧。

      在我们拼命寻找如何重建道德方法的同时，被我们认为是邪恶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却在进行着科学与信仰的对话。1996年，梵帝冈天文台和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神学与自然科学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以进化论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系列讨论会的第四次会议。这个系列讨论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在教皇位于罗马城外的夏宫举行，来讨论科学研究和神学与宗教的关系。教皇亲自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致欢迎词。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物理学、哲学和神学；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是混沌和复杂性问题；第三次会议主题是量子宇宙学；第四次是进化论；第五次的专题是大脑和精神问题；第六次是量子力学。而我们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的对话好像只能在唐朝的故纸堆里寻找了。

      拯救信仰的努力，说到底就是要为科学和宗教划分出各自的活动空间，使它们互不干扰，又要建立它们之间一定程度的对话机制，使科学理性和信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科学的理性、同宗教信仰，都在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提供思想与精神动力。对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此破彼立、此长必然彼消的的两极对立观念，似乎应该重新审视。

      明朝小说家陈仲琳固然在其小说《封神演义》中的虚构情节纯属瞎掰，但仍然不失精彩，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可能更有甚于正史《史记》。小说中比干如何直谏纣王，如何亲自摘心的确描写的非常生动，但作者却将笔墨更多的花费在可怜的比干离开皇宫之后如何被一个女人设计致死。

     比干离开皇宫后，如其在回家的路上不和任何人说话，回家后便可生命无忧。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位貌似善良的妇女在卖菜：无心菜，无心菜，谁要新鲜的无心菜？比干勒马停下，呆呆的看了半天，忽然问道：大娘，您卖的这是什么菜啊？老女人回答：我卖的这是无心菜。比干又问：要是人没有了心，那会怎么样啊？老女人回答：人没了心，当然会死了！比干听后，大叫一声，跌下马来，吐血身亡。接着是这位女人一阵嘿嘿嘿的冷笑。瞅了一眼比干这个被挖掉七窍玲珑心的尸体，化作一股青烟飘香皇宫。到皇宫后开始向众人炫耀自己如何害死这位善良忠心的老臣，将过程详细的向伙伴描述。

      虽然已将姜子牙给的护命符烧掉掺进水里喝了，可是比干必须死，因为他太善良、太忠心、太认不清女人，所以他必须死。他死了，没有一个人为他掉一滴泪，只有那个害死他的女人向众人炫耀是博得的一阵阵笑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比干会傻兮兮的问那位女人的话，作者也没说明，他只是觉得那位妇女貌似善良。从他在马上呆看半天这个行为来看：他不会不知道和别人说话会死这个结果；也不会是好奇才和那位妇女说话；更不会是他想试试说一句话到底会不不会死，来检验姜子牙说的话是否正确。到底什么原因促使他在沉思良久之后去和那个女人说话的？也许答案就是这句话话---一位貌似善良的女人。

      可怜的比干以自己善良的心去衡量别人，觉得貌似善良的女人应该和自己一样的善良，可惜他错了，所以他死了，死不足惜，怨不得任何人，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认不清人！当他以自己善良之心对待别人时，或许也想给这个女人一些帮助，可是他哪知道这个女人却要他死，甚至害死他之后在同伴面前炫耀自己的本事，向纣王邀功请赏。如果比干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论能力、论忠心、论人品比干在整部《封神演义》里绝对是排在前三甲的，可是他死了，至死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善良之心对待别人，别人却要置他于死地！

      在正史里，对纣王的昏庸感到心寒和无奈，他分别不出谁在保护他和他的江山；在小说中，对比干感到难过和不解，他分不出谁是善良谁值得信任，他认为善良值得信任的人却要置他于死地，甚至以将他致死向别人邀功请赏。不管在正史还是小说中，比干一定会死，那是他的宿命；所以他没有心，如果有心怎么会做那么愚蠢的的事？像他这样的人有心和没心根本就没什么区别，他不死让谁死呀？

      菜无心可活，人无心必死！

   

      忙碌了两天，晚上忽然感觉很想喝酒，于是去了一家熟悉但很简朴的酒馆，选定了靠窗户的座位，点了两样自己平时很喜欢的小菜。老板知道自己的习惯，吩咐将上次存下来的酒拿去温了一下（觉得自己很象孔乙己），唯一的区别就是对茴香豆不感兴趣。

      虽已立春，但突如其来的大雪还是让人感到莫名的兴奋。窗外还未被清扫的积雪在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钻石般的光芒。正当自己准备享受这美景时，喧哗之声传来。一位看似体格强壮的男人带着一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坐到自己旁边的座位。吵杂之后才明白是一位所谓的大学老师带着一些学生前来聚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位油头粉面、体格肥硕的“老师”的将自己腋窝下夹着的“乌龟包”置于桌上开始大谈文明、文化、针砭时弊。说之兴处，解开衣扣竟然只穿一件T恤在里面（典型的“二杆子”，连“春捂秋冬”的道理都不明白还大谈中国文化）。一位女生问道：老师什么是文明，我一直对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区别不是很明白，你能告诉我吗？这位“老师”愣了一愣，随即说道：“文明就是当某一类人开始聚集时，即有共同的行为或信念产生时所表现出与另外一种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后，便称这种特征为文明，具体表现形式是城市的出现”。

      这位小女生是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道：老师，我很佩服你，教科书上好像也是这么说的，谢谢你的教导。于是这位貌似强壮人士答曰：没关系，当我给你们讲述的同时，对我的知识也是一种复习，虽然我能累一些，但是很充实（这句话好像在哪里见过，记不起来了）。

      籍着这个“二杆子”的话题想到“文明”这个词语的内涵。丝毫没有和“二杆子”一争高下的意思，但自己对于文明的理解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将自己对文明的理解记于此，以便日后反思。

      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每当动乱告一终结时，即是文明的起点。因为每一种恐惧被克服，好奇心与建设便不受拘束，人们便会产生进一步了解并改善生活的冲动。所以很多的因素形成了文明，他可能激励、也可能阻碍它的发展。在众多的的因素里面，第一个应该是地质条件。即文明是在冰河时代里的一个中间期：冰河融化的水流摧毁了人们辛勤的劳动成就，将人类的生活空间逼向了地球狭小的狭小部分---陆地。人类在此建立了城镇，然而魔鬼般的地震、火山爆发又使人类再次无一幸免的遭受灾害。而地质条件是各种文明产生不可拒绝的条件，所以将它列为第一位（这个条件无论是哪一种文明都不可避免，而且是同一时期产生的，上帝真的很公平）。

      其次，应该是地理条件。热带的炙热，导致了懒散与疾病，早熟与夭折，同时也转移了人们生活上文明生活上创造文明的精力，而专注于饥饿的解决与再生，以至于无艺术与心灵的创作可言；雨水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自然界以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任性”使一些工业繁荣的王国变成废墟，如古巴比伦即是如此。但也可以使一些偏僻或者交通不变的地域变成富庶的王国，如英国，日本；土壤肥沃，气候宜人适宜于种植粮食与谷物，也会产生自己的文明，如中国、印度。同样，河流交错、良港密布， 便于商船停泊也会产生自己的文明，如佛罗伦萨、威尼斯。虽然仅凭地理条件不一定能创造出文明，可它却易于接受文化，并且是明更加充实。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应该是经济条件。一个民族可以具有严厉的典章制度、崇高的伦理法规，强壮的身体，但是仅这些绝不会使一个民族由野蛮走向文明。假如没有文化最起码的条件---粮食的不匮乏，则其智慧将会在狩猎的冒险和交易的诡诈中丧失殆尽。所以在文化范畴内农耕变成了首要形式，也就是说，但当人类定居下来以后，为了不可知的未来而耕作粮食，有时间与空间理性的转变成文明人。无疑，文化激发了农耕业，而文明又促使城市的成长。

      如果说财富与智慧聚集在城市里，那么无论适当与否财富与智慧却产生在乡村里。在城市里，商人频频接洽，交换货物与意见，在繁复的交易之上，在各方的心智交织下，激发并加强了创造力。然而，一个普遍的现象却是文明在城市里开花，但是只在农舍里播种，无论与否，财富与智慧只产生在乡村，在城市里只是物质生活的加倍享受。伟大的人物无不如此！真正没有经过农村生活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很令人怀疑。（有过农村生活的人很容易在城市站稳脚跟，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而那些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却很少有农村的经历，绝大部分人除了虚伪就是无知）。

      第四，应该是种族，文明没有种族的限制（各个名族有自己的文明）。任何肤色的人都可以产生文明，不管是北京还是新德里还是波斯湾拟或者是威尼斯再或者是华盛顿。文明不是有民族创造，而是由文明创造了民族。地理环境与某一经济条件创造了文化，而文化有创造了某一典型---文明。如果给某一民族相似的条件，则某民族也会创造相似的文明成果。正如历史学家在名族与文明的联系时所言：日本的20世纪重演了英国的19世纪。

      最后，便是心理条件，这方面不再阐述，众所周知。

      至目前为止，自己所认为的文明构成要素最重要的就是五种，即：地质条件---地理条件---经济条件---种族条件---心理条件。当然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却是以上五种，很符合正态分布哦，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很有道理的呀。

      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哪怕有时只是其中一项，也足以毁灭一种文明。如地质的变动；土地的过分利用；城市的过度开发导致耕田的减少、农业的没落，结果依靠外国毫不可靠的食物供应；燃料或原料等资源的匮乏；社会纪律传统因素的破坏；愚昧无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病态的思维方式、意淫般理念足以导致阶级斗争和分裂动乱、以及财政的枯竭。以上种种都可以使某种文明死亡，因为文明不是自生，更不是永不覆灭，他必须经由每一代不断的更新，如期在进程中遭遇任何传递上的终断，便可导致文明的灭亡。所以，古老流传下来的文明不一定在将来任然会保持下去，新生的文明也不一定就会必然灭亡，以文明历史的长短作为一种文明是否先进、或者能否延续的思维本就是错误的。正如发生在我们自身周围的事件一样，年龄大的未必会比年龄小的人有知识，很多时候，经历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跟何况经历和经验完全是两回事。

     人类与兽类的区别仅仅在于教育，而教育亦可视之为文明传之至技术。